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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股市、楼市从来都是行政调控的样本，而调控的结果往往与良好的愿望背道而驰。奇怪的是，这反而增加了那些市场道德主义者的斗志，他们因为失败而成为“圣斗士”，按照他们指引的干预市场之路走下去，实质是赋予行政部门以特权。
以弱势者的名义行市场干预之实，结果反而使市场弱势一方更弱的例子不是没有。
比如交易所的T+1或者长期停牌制度的不恰当使用，使中小投资者失去了避险工具，只能为一级市场的炒作者举哑铃。国企的整体上市同样如此，整体上市可以减少关联交易确实不假，但在并购过程中的种种财务游戏，却使被并购公司的投资者成为被逐之鹿，不得不要求法律救济保障自身权利，打一场很难有赢面的悲壮官司。
更可骇异的是，一些论者以市盈率等指标，非要政府在4000点或者5000点的时候出手打压股指，据称这样可以维护股市的健康发展。这是一种很古怪的逻辑，以打压中小投资者的方式保护中小投资者，维护中国股市的健康发展。
楼市同样如此。“圣斗士”们要求政府出面打压房价，要求取缔预售房制度，要求允许单位集资建房，要求尽快开征物业税。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面临的瓶颈是什么？是保障性住房这一公共产品的缺失，是自住性住房的融资瓶颈，是土地资产价格飞速蹿升，一句话，是政府的保障边界与市场边界彻底混淆。提高交易成本显然会让形势更加恶化，而单位集资建房则成为许多特权机构与人士寻租的渊薮，中国集资建房从未停止的报道全面批露了寻租现实。
真为弱势群体着想，有许多办法。首先是政府建立基本的保障体制，如在房地产领域，建立与财政收入相称的保障体制；建立政府担保的保障型融资体系，解决不符合廉租住房与经济适用房申请门槛的中低收入者的购房难；这样能够使保障与市场相隔离。
具体而言，如果股市存在违法违规事件，监管部门与司法机构出面即可，监管市场强势者的不法行为，向弱势一方提供充分的避险工具，取消撑死一级市场与权证创设券商的非正常现象。更重要的，是切实提供法律救济，如果投资者能够通过高民事赔偿追溯不法行为，只此一条，就足以让上市公司与交易商谨言慎行。
要解决房产质量问题，政府只要做到一条就够，那就是发展独立的房地产质量审核中介机构，由购房者掌握房屋质量审核的主动权。撇开房价不谈，我国的购房者之所以相对于开发商处于弱势，是因为政策站在生产方的立场而非消费者的立场制订，如果开发商与验房机构合谋，消费者又缺乏救济渠道，剩下的当然只有任人鱼肉。
偏偏在这些关键环节上，有关方面不置一辞，而热衷于越来越大的市场调控权，坚持认为市场失灵是政府之手不够深入的结果。这种说法在事实上加剧了市场的行政化裂变。幸亏，我们在房地产市场上终于看到了明智的24号文，股市也成为相对而言中国最开放的市场。
从国际经验看，受制于市场化初起这一现实，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还将持续一段时间。不过，那是因为资源配置、基础建设、国际竞争等各种原因，这些因素也很重要也能被理解，但与拿弱势者的名义说事儿是两回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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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要卖房